抗战胜利后，上海滩出了几桩轰动一时的“汉奸和尚案”。这事搁今天，听着都新鲜——和尚怎么就跟汉奸扯上关系了？
1946年秋天，静安寺的住持德悟和监院密迦，双双被警察带走了。罪名是啥？通敌卖国，当汉奸。这消息一出来，上海滩炸了锅。老百姓议论纷纷：和尚念经拜佛的，怎么也掺和进这种事里头？
说起这静安寺，那可是上海的老牌寺庙，香火旺盛，庙产丰厚。德悟那年才二十八岁，年轻；密迦三十七岁，精明能干。俩人把寺庙打理得不错，还办了佛学院。可偏偏有人看不顺眼，一封检举信递上去，说他们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，跟东本愿寺合办日语学校，搞奴化教育；密迦还当了伪佛教会的常务理事。
这事听着挺严重，可仔细一琢磨，里头水挺深。
检举他们的都是谁呢？一个是六根，德悟的师祖，早年被赶出寺庙的；一个是志法，还了俗的前住持；还有几个是寺庙旁边的商家。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跟静安寺有仇。六根想夺回寺权，志法觊觎庙产，那几个商家呢？更简单——寺庙要收回店面重建山门，断了人家财路。
官司打到法院，折腾了大半年。法庭上，德悟和密迦喊冤：日语学校是日本人强借的教室，我们没出钱没出人；伪佛教会是各寺庙被迫组织的，我们不过是挂个名；什么护法会、慰灵会，都是应付差事。他们还找来日僧作证，说学校跟静安寺没关系。
可检举那边也不含糊，搬出证人，说亲眼看见密迦、德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，说什么“学好日语可进日本机关做事”。
法官听来听去，最后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。判的依据就一条——合办日语学校。至于其他罪名，法院认为“尚难认为有反抗本国企图”。
这事还没完。就在静安寺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龙华寺那边也出事了。
龙华寺的住持永禅，五十九岁了，被自己的同门慧证检举是汉奸。罪名更邪乎：组织中日佛教会，勾结日本宪兵驱逐僧人，盗卖庙产。
这永禅是什么人？四川来的和尚，跟上海本地的天台宗僧人斗了十几年。从1933年开始，龙华寺就没消停过。先是四川僧人性空当住持，本地僧人不服，告他盗卖庙产；后来性空退了，他徒弟圆明自己当住持，佛教会另选的人进不了寺门；再后来月樵卖木材被人抓了现行，永禅趁机上位，把月樵、慧证赶出寺庙。
这一赶，就赶出个汉奸案来。
慧证告状告得狠：永禅当伪佛教会长，勾结日本宪兵把我关了两天。可法院一审，发现不对劲——慧证说的时间对不上，一会儿说二十七年，一会儿说三十一年，一会儿说二十九年。证人证词也含糊，只知道永禅当过会长，当了多久不知道。
上海警察局、社会局一通调查，结论是：查无实据。法院最后判永禅无罪。
可慧证不服，上诉到最高法院。最高法院拖了一年，1948年10月，还是维持原判。理由是：证据不足，而且这事说白了是争夺住持位子，不是真汉奸。
这两桩案子，表面上是惩治汉奸，骨子里都是庙产争夺。
静安寺那几位检举人，六根是被赶走的师祖，志法是还俗的前住持，那几个商家是面临拆迁的租户。龙华寺这边，慧证是被永禅赶走的对头，心慈是想回来当住持没当成。什么民族大义，什么惩治汉奸，都是幌子。真心思，还是那座寺庙，那些房产，那点香火钱。
太虚大师当时就看明白了。有记者问他怎么看静安寺案，他说：德悟、密迦实在不够称汉奸；要是参加过一两次伪组织就算汉奸，沦陷区里还有四五百万人该被检举。这案子的实质，是住持和庙产之争。
后来圣严法师回忆这事，说得更直白：德悟、密迦是整顿静安寺的功臣，把迷信神像都清了，办了佛学院。就是因为改革得罪人，才被人以“汉奸和尚”的罪名告进监狱。他们俩够得上汉奸？上海市民中的汉奸，那就太多了！
这话说得狠，也说得透。
战后的上海，肃奸风声紧，谁都想借这股东风解决自己的私怨。和尚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争名夺利。只不过披着袈裟，更显得讽刺。
一个和尚是不是汉奸，不看他在沦陷区做过什么，而看谁在告他，为什么告他。法律条文写在那儿，可执行起来，全看证据怎么取，证人怎么说话，法院怎么判断。
静安寺那两位判了两年半，龙华寺这位判无罪。区别在哪？静安寺那边，日语学校的事有人证物证，板上钉钉；龙华寺这边，慧证说的时间都对不上，法院没法信。
法治社会，讲的就是证据。可证据背后，是人。是人，就有恩怨，就有利益，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这两桩案子，折腾了两三年，最后都以寺庙改制收场。静安寺改成了十方丛林，不再师徒私传；龙华寺也让佛教会接管，重新选住持。表面上是平息纷争，实际上是趁火打劫——谁赢了官司，都不如佛教会赢。
说起来也可叹，千年古刹，佛门清净地，最后闹得跟菜市场似的。和尚不像和尚，居士不像居士，倒是一帮争房产的，穿着袈裟念着佛，心里想的全是凡尘俗事。
这大概就是人性吧。穿什么衣服，念什么经，都不耽误争名夺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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